尊敬的法官：
A、B、C、D涉嫌故意伤害、故意杀人一案，今日开庭。我受被害人F及其家属的委托，担任被害人F的诉讼代理人。为维护被害人F的合法权利，现就本案提出意见如下，供法庭参考：
一、本案性质极其恶劣，社会影响极坏
案发时，被害人F任F县交通局地方道路管理站路政大队中队长，且当时正在依法参与治理超限运输工作的岗位上，并身着制服、佩戴各种标识，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。治理超限运输，关乎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F同志当时参与治理超限运输，系依法履行职务，且在执法过程中并无任何不当之处。
长期以来，A、B等人在F县向超限运输车辆按月收取保护费用，并担保所收取费用的车辆在F县境内不会因为超限运输受到法律的追究。遇有交通局的执法行为，A、B等人便从中作梗，百般阻挠，严重扰乱了交通局治理超限运输工作。其所从事的活动，从本质上讲，是谋求特定领域的社会控制特权，意图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，是在与公权力分庭抗礼，显然从根本上为法律所不容。
而F同志，仅仅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罚了A、B等人收取过保护费的严重超载的大货车，触动了他们的非法利益，就遭到他们的忌恨和疯狂而肆无忌惮的报复杀害，这实在令人震惊！为维护一己之非法私利，使用暴力疯狂挑战公权力与公共秩序，对公职人员进行残忍杀害，这是什么行为？！如此行为性质恶劣之极，其间透出的嚣张、恣意与丧心疯狂令人发指！令人齿冷！令人匪夷所思！如此行为，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！
此恶劣案件发生后，当地县委县、政府高度重视，上级公安机关亦派出工作人员协同破案，人民群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，F县交通局全局上下人心不稳。可以说，此案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，其最终究竟如何处理已成社会焦点，可以说，对罪犯的一丝轻纵都将造成深远而不可挽回的社会负面影响。
二、被告人A、B预谋、策划、组织雇凶伤人，以特别残忍的手段导致F人重伤并造成一级伤残的严重残疾结果，应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相关规定严惩
被告人A、B因对F正当执法查扣向其缴纳过保护费用的车辆不满，遂预谋、策划、组织被告人C、D报复F，于2010年6月5日凌晨0时许在F县北环路与遵宝线交叉口处，使用硬木镐柄反复猛击F头部，将F半个脑袋基本击碎，造成严重多发性粉碎性骨折，脑浆溢出，伤情极其危重，其犯罪手段特别残忍，此一伤情，经半年多的精心救治，F仍人事不省，经鉴定，构成一级伤残，处于植物人状态！对被告人A、B应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“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”的规定定罪处刑。
被告人A、B均辩称只是让C、D打腿，只是想教训一下F，没有想打这么重，言下之意是目前的犯罪结果是C、D单独做出的，其行为超越了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，其不应当对目前结果负责。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，理由是：
共同犯罪理应按照“部分行为全部责任”的原则进行处理。被告人A、B二人是整个犯罪案件的预谋者、策划者、组织者、指挥者、利益归属者，理应对其行为所引发全部后果负责，如果他们排斥某个结果，就应该采取相关措施尽力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，案中，他们除了“打腿就中”这类言语，什么都没有做，且这类言语的理解方向并不是单一的，“打腿就中”什么意思？是“打脑袋更好”还是“打脑袋绝对不行”？如果打了脑袋怎么办？会不会有惩罚措施？这些都没有！所以，被告人A、B的这句话不能理解为对犯罪结果高限的限制。众所周知，在行凶过程中，本身情况就复杂多变，雇凶者本身就应当对多变的情形负完全责任，除非其有效阻止了其不愿出现的结果，被告人A、B对雇人行凶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完全能够预料到的（口供中有“想把C、D叫回来交代一下别打得太重”的说法，说明其完全能够预料到会打得太重）。另，判断一个人的主观心态，要综合考察判断，一个人事后的态度对于判定其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具有重要意义。而实际上，依据被告人口供，当A、B知道C、D的具体行为和所造成的严重结果（白的打出来了）后，并未多加指责，反而“一个劲的乐”，被告人A说：“这事都过去了，就忘了吧，对谁也不要说”，案发后，二犯还意图销毁物证，帮助行凶者逃遁，对抗侦查，这些足可证实，二犯对本案的目前结果并不意外和排斥，足以说明这一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，且这一结果是其行为直接导致的，其理应对C、D以特别残忍手段致F重伤并造成一级伤残的结果负全部法律责任。因此，A、B所说的“打腿就中”是被告人自我辩护中的一种说法，是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，即便说过这样的话，依据一句莫须有的“打腿就中”来推卸责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。
三、被告人C、D受雇行凶，以特别残忍的手段非法故意剥夺F生命，导致F重伤并造成一级伤残的严重残疾后果，应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予以严惩
综合本案证据材料，足以说明C、D完全具备杀害F的主观故意：从F县医院病历材料显示，F身体其他部位没有伤情，所有的伤均集中在头部，且半个脑袋都碎了，严重多发性粉碎性骨折，脑浆溢出；C和D口供显示，二人持硬木镐柄对F头部这一致命部位反复殴打，多达十余次，连镐柄都打折了；C和D口供显示，二犯当时就知道F已经脑浆迸裂——“白的都出来了”；殴打基本结束后，D又朝F的头部击打两下。
C、D二犯手持镐柄这一杀伤力极大的钝器反复击打被害人F头部，以致脑浆迸裂，连镐柄都断为两节，其犯罪手段可谓特别残忍，那么其意图何在？诉讼代理人认为，此时根本无需再思考和讨论二犯主观上是否追求F死亡的结果，因为，更准确地说，二犯如此行事，应当是唯恐被害人不死。持硬木镐柄疯狂击打一个人的头部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人早就昏迷不醒了，而本案中F也确实已经昏迷不醒，此时我们稳妥起见，仍然可以说被告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伤害，并无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。但像本案这样，反复击打十余次，打碎半个脑袋，打出脑浆，打折镐柄，如果认为还是故意伤害，那么诉讼代理人认为是不正确的，主观见之于客观，如此行事，故意伤害显然不足以评价其行为！二犯显然具备非法剥夺F生命的主观故意，其行为依法构成故意杀人罪，这是本案客观证据的无言诉说。公诉机关的意见无疑是十分正确的。
四、本案的其他量刑考虑因素
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》第7条之规定，本案属于“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”，在刑事政策上属于严惩之列。
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》第10条之规定，“对于事先精心预谋、策划犯罪的被告人”，要依法严惩，以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功能。本案显然事先有精心的预谋和策划，因此应当依法严惩。
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》第11条之规定，“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，即使犯罪情节较轻，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，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被判处重刑的累犯，更要依法从严惩处。” 其中，被告人D虽系未成年人，但其属于累犯，且前罪为抢劫罪，属暴力犯罪，应依法严惩。
关于被告人A立功的问题，诉讼代理人认为：首先，其线索来源值得怀疑，A所揭发的是同监室的董志永，此人是在A揭发的三日前因涉嫌盗窃归案的，A所揭发的关于董志永犯罪事实，只能出自董志永之口，而且相当详细，那么，为什么董志永不把这些犯罪事实告诉侦查人员而告诉A呢？是什么因素促使董志永有如此举动？这中间有没有暴力或者贿买等情节？此事非常可疑，恳请法庭向董志永调查核实。其次，董志永是因为盗窃罪被抓获的，与A揭发的是同种犯罪，如果董志永其他犯罪数额足够，A的揭发对董志永的量刑基本没有多大影响，此点请法庭考虑。第三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》相关规定，被告人虽然具有立功情节，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、犯罪后果特别严重、被告人主观恶性深、人身危险性大的，可以不从宽处罚。此案应适用这一规定。
五、本案后果极其严重，社会危害极大
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，社会危害极大，应依法严惩！
F是没有死，不是因为F的伤不够重！是因为F家属的不依不舍和无穷无尽的付出！是因为F县交通局不惜代价的付出和支撑！是因为各级领导无私的支持！最好的医院，最好的医生，最好的药，最好的护理，150多万的医疗费，F才保住了命。用医生的话说，F没有死纯粹是一个奇迹和幸运！
虽然F没有死，但他的伤情造成一级伤残，成了植物人，这比死亡还要严重！F再踏上他曾经挚爱的工作岗位，事业上再无前程可言；在年已花甲的老父亲面前，再不能尽孝；在妻子面前，再不能履行丈夫和家庭的责任；在8岁的儿子面前，再无法履行抚育之责；F再也不能体会世间的欢乐，终日躺于病榻之上，承受无尽的痛苦，留给亲人的，是无限无休的悲伤，F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支离破碎，从医学上，F生命犹在，但在社会学意义上，F已然不复存在，这个结果比死亡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。
可见，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！应依法重处、严惩！
综上所述，诉讼代理人认为，应当依法严惩重处四被告人，以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，维护法律的尊严！
以上意见供参考！
谢谢！
祝工作愉快！
诉讼代理人：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郭立锋
联系电话：13691496873
xxxx年xx月x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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