呼格吉勒图因涉嫌强奸被冤杀一案，后果之严重，教训之深刻，令人思之心痛，这是我国法治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。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，为了最大限度地杜绝此类事情发生的原因，分析该案产生的原因极为必要。北京刑事辩护律师郭立锋认为，从公开的资料看，该案发生的原因众多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：在该案中，辩护一方在事实上是缺席的。
据悉：呼格吉勒图的犯罪证据并不能构成证据链，其证据体系并未达到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，根本不能排除合理怀疑。
曾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赫峰，翻阅过呼案卷宗。
赫峰介绍，相关记录显示，技术人员曾从受害人的体内提取过凶手的精斑。然而，这一关键物证当年未做DNA鉴定。他分析，一是因为当时内蒙古没有条件做；其二就是太自信，“觉得这个案子没有这个证据也能定罪”。
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形下，法院判决就应该疑罪从无。
但一位长期研究严打的学者认为，在严打时期，这很难实现。她曾撰文反思“严打”：“在实践中，对于侦查笔录中记载的内容，法庭一般都给予认可。这是因为法官同样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力量，‘严打’又是针对社会治安恶化而展开，法官成为了潜在的控方，法官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在裁判中倒向警察，实在无可厚非。”但是，无论如何，被告人聘请或指定的律师应该坚决依法履行其职责，促进法庭审理的公正与平衡，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。
令人遗憾的是，面对本案有明显疑问的证据体系，当年呼格吉勒图母亲尚爱云聘请的律师却未向法庭提出相关质疑。
尚爱云是在开庭前几天，接到开庭通知。开庭前3天，托亲戚花了1500元请了张娣律师。张娣律师在开庭前见了呼格吉勒图一面，“见面时间很短，呼格吉勒图没说什么，就是哭”。开庭前晚，尚爱云感觉不踏实，又花500元请了丁守君律师出庭辩护。
那年5月23日，一审开庭时，尚爱云听见张娣律师做的是有罪辩护，“说我儿子年纪小、是初犯，且是少数民族，请法院从轻发落。另一个律师一句话都没说”。
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，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无罪、罪轻或者减轻、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，维护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。辩护人应该竭尽全力履行其职责，何况此案事关生死。面对呼格案，辩护人却未能发挥应有作用，造成事实上的辩护缺失，应当说，是本冤案发生的因素之一。至于个中原因，是业务不通还是其他原因，因缺乏一手资料，笔者不敢揣测。
如今，张娣和家人在海外生活。有记者电话联系丁守君律师。他在电话里说，当年他未曾担任呼格吉勒图的辩护人，遂挂断电话。
此案警示广大律师同仁：为了悲剧不再重演，刑事辩护律师必须极其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起案件。
北京刑事辩护律师：136914968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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