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某涉嫌诈骗案辩护词
尊敬的法官：
依照《律师法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接受被告人钱某的委托，依法出席法庭为被告人钱某辩护，现发表意见如下：
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不能成立，被告人钱某无罪。理由是：
公诉机关所指控的如下事实并不存在：2012年10月至11月间，被告人徐某伙同被告人钱某，在本市H区、昌平区，以为被害人董某（女，53岁）的亲戚办理上军校为由，骗取被害人董某人民币30万元。
钱某当庭供述表明，是刘某（徐某）承诺要帮董某的亲戚办理上军校事宜，刘某（徐某）说自己和董某他们都是亲戚，自己没法收钱，可是办事情需要花钱，而且自己要结婚，也需要花钱，多次请求钱某帮助自己接一下钱，自己才答应帮忙的。在昌平饭馆，是刘某（徐某）告诉自己军校的事没办成，是因为那个孩子没有学历，让钱某帮助寻找一家学校取得学历，自己当日是应刘某（徐某）之邀请介绍喀秋莎学校的。钱某自始至终认为刘某（徐某）是军区司令员的儿子，军队的干部，从未怀疑，从未认为刘某（徐某）在诈骗他人，更未参与诈骗行为。自始至终，钱某一分钱都没有得到过。自始至终，钱某都是以真实姓名，导演身份示人，没有任何隐瞒与欺骗行为，更从未说过自己与军方有关系。刘某（徐某）诈骗的行为，应由其自身承担法律责任，与钱某无关。
本案涉及军校事宜，从被害人陈述及证人证言来看，刘某（徐某）杜撰自己是李继耐将军的秘书，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的儿子，38军坦克团副团长，显然，这一身份具有雄厚的军方背景，而钱某却一直以真面目示人，使用真实姓名，一个手机号码，仅为导演，无论是央视导演还是北京电视台退休的，都没有军方因素，与军校事宜缺乏关联度，如果要获得被害人的认可，是不可能的。事实上，从被害人及证人的陈述及借据来看，他们看好、信任、托付的人就是刘某（徐某）（徐某），他们认可刘某（徐某）的原因就是因为刘某（徐某）的特殊身份，实际上，上军校事宜的承办人就是刘某（徐某），收钱的人也是刘某（徐某），至于刘某（徐某）再去寻找其他人员帮助（证人董某证实刘某（徐某）曾说过找了很多中将级别以上的领导），那是刘某（徐某）的事请。
提请法庭注意的是，刘某（徐某）杜撰身份的方式显然十分专业，本案的被害人、证人，或者拥有较高学历，或者是国家公务员，或者是经商人员，均有着较强的辨别能力和丰富的社会阅历，他们都曾坚信刘某（徐某）的身份，甚至，刘某（徐某）相处两年多且去过刘某（徐某）老家见过刘某（徐某）父母的女友都一直坚信刘某（徐某）是军人，是干部；认识刘某（徐某）多年的W也一直认为并坚信刘某（徐某）是军人，既然如此多的人都坚信刘某（徐某）杜撰的身份，那么，为什么钱某就不能相信刘某（徐某）杜撰的身份？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能识破刘某（徐某）的身份，钱某就能识破？这是不公平的，钱某作为一般社会成员，要求其具备FBI一般的识别能力是不公平的。钱某既然相信刘某（徐某）杜撰的身份，那么，钱某凭什么会认为刘某（徐某）在实施诈骗？怎么会怀疑堂堂司令员的儿子、坦克团的副团长会诈骗他人？何况，刘某（徐某）说托付他办军校的人是刘某（徐某）的亲戚、朋友，钱某区区一介导演，怎么可能以陌生人的身份去介入另外一群熟悉的人中实施诈骗？他又怎么敢去诈骗司令员儿子的亲戚？！ 那么，既然钱某相信刘某（徐某）的身份，又既然钱某不知刘某（徐某）在行骗，那么，应刘某（徐某）的要求做些枝节事情，与诈骗行为就毫无关联！
纵观本案，本案行骗者只有一人，其余人全部被骗，包括钱某在内。刘某（徐某）本是农民，除了杜撰的身份及杜撰相关事宜的能力，一无所有，接受A的托付，并收取钱财，属于诈骗行为。刘某（徐某）的这一诈骗行为，将所有人蒙在鼓里，包括钱某在内。钱某在完全无知的状态下，受刘某（徐某）的蒙蔽和多次请求，帮助刘星接钱及介绍喀秋莎学校，是被利用的行为，与诈骗罪无关。试想，如果钱某参与了诈骗，为什么在昌平饭馆里，钱某会如实介绍喀秋莎学校是个民办学校等相关信息？钱某大可以信口开河，蒙混过关。在此，辩护人恳请法庭注意，正是钱某如实介绍的这个喀秋莎学校的信息，才引发了被害人的怀疑并发现骗局，为什么钱某会如此行事？这显然与行骗是相矛盾的。
诚然，本案确有某些证据指向钱某，公诉机关试图通过这些证据证实钱某参与了诈骗行为，辩护人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，现将本案证据分析及意见陈述如下：
（一）刘某（徐某）的供述
1、在人民大学钱某所接手的第一个10万元，钱某坚称给了刘某，刘某（徐某）否认，但其出具了总额30万元的收条，书证效力更优，应当认定30万元均由刘某收取。另，为查明真相，应当让刘某（徐某）与钱某当庭对质。
2、2013年3月10日，刘某（徐某）刚被抓时，在H派出所，说钱某在人大收了10万元，要给李志云将军，并非李继耐。刘某（徐某）作为军事爱好者，李继耐将军是著名军事将领，不应当记错。这证明刘某（徐某）在撒谎。口供卷第20页显示，警察问刘某（徐某）：“谁有能力办上军校的事？”你的回答是：“上军校需要自己去考试，只有考试分数够了才能提档且必须提前一年报名，当A问我这事的时候已经过了考军校的时间，我就不可能给他办成这事。”警察问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做？”你的回答是：“为了从中挣些钱花。”这说明，刘某（徐某）清楚考军校的流程，也明白不可能办成这事，当时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诈骗。这说明，诈骗是刘某（徐某）自己的意志，与钱某无关。因为，刘某既然知道此事办不成，就没有理由再去找钱某或其他人办理此事，主动去上当受骗或者把诈骗利益送给他人。
3、按照刘某（徐某）多次的供述，刘某（徐某）相信钱某能办上军校的事，自己就是个中间人介绍人，那么，刘某（徐某）的意思是很无辜地被钱某骗了，既然如此，指控刘某（徐某）伙同钱某诈骗就毫无道理，刘某（徐某）的角色应该是与董某等人一起列为被害人才符合刘某（徐某）的供述，但，从在案证据来看，刘某（徐某）显然在撒谎，因为，刘某（徐某）说过的话，承诺的事宜，被害人及证人有多次陈述。
4、如刘某（徐某）所说，第一个10万元自己没沾手，连看都没看，都给了钱某，办军校的事也是托付给钱某的，那么，他就没有必要给被害人出具30万元尤其是这10万元的收据，尽管名字也是假的。显然，刘某（徐某）在被害人及证人眼里，才是真正办事的人，那么，刘某（徐某）的口供基本上就是在撒谎和推卸责任。
5、刘某（徐某）在2013年5月14日之前的口供说钱某拿到钱时说要马上给李继耐送去，在5月14日的口供又说给钱的过程没看见，后面的事不清楚，这两者互相矛盾。刘某（徐某）口供不可信。刘某（徐某）说自己在拿到20万元后，给E和F展示了一下，实际上，这个情节如果为真，刘某（徐某）一定别有意图，因为根本没这个必要，这应该是有意制造证人。实际上，刘某（徐某）是否把第二个10万元给了钱某，更值得怀疑。况且，如刘某（徐某）所说，钱某给其打电话说要20万元，而刘某（徐某）却只给了10万元，按理说，钱某应该会提出异议，但刘某（徐某）没有提及，这显示刘某（徐某）的这个10万元根本没有给钱某，其说法完全是自行杜撰，而证人也是有意制造。
6、刘某（徐某）反复多次说是B的父亲亲手把10万元钱给了钱某，还说钱某说一会要去把钱送给李将军，事实上，依据被害人陈述、证人证言及钱某在预审阶段的口供，当时刘某（徐某）根本不在场，这些事实，纯属其自行杜撰，这说明，刘某（徐某）的口供依据的是想象、杜撰而非事实，基于其利害关系，其关于钱某的口供均不可信。
（二）钱某的供述
1、被告人钱某在H派出所的第一次口供中承认帮助刘某（徐某）骗了一个想上军校孩子的家属等事实。但，钱某严重花眼，笔录上的字根本看不清，公安人员也并未宣读，钱某称这份笔录上记载的事实与钱某的实际供述不符，系公安人员捏造。案件转到预审之后，钱某的笔录就发生了变化，究竟是钱某态度的原因还是公安人员记录的原因，非常值得深思。如果法庭准许，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，以确定该证据的法律效力。
2、言词证据，应当以当庭陈述为准，这也是言词证据的一般采信规律，恳请法庭明察。
（三）被害人董某陈述
1、被害人董某2013年3月9日陈述，上军校的事A找了刘某（徐某），刘某（徐某）是部队的干部且是李继耐的秘书，刘某（徐某）的这一身份，来自A，也亲自听刘某（徐某）说过刘某（徐某）是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的儿子，是刘某（徐某）自己的说法。所有的事宜都是刘某（徐某）承诺的，所有的说法都来自刘某（徐某），与钱某无关。在人民大学北门，10万元钱也是刘某（徐某）拿的，尽管此钱交给了钱某，在家属眼里，视同刘某（徐某）本人，因为找的就是刘某（徐某），刘某（徐某）是承办此事的人，被信任的人也是刘某（徐某）。
2、董某称自己曾亲自给刘某（徐某）打电话问情况，刘某（徐某）的回答是：“放心，没问题，还说他为此事费了不少心，找了很多大领导，都是中将级以上的干部，让我等着批名额，还说把孩子带过去，领导要见见孩子。”结合刘某（徐某）第一次口供称自己根本办不成上军校的事这一说法，刘某（徐某）在编造谎言欺骗家属，且，钱某显然不是中将级别以上的干部，刘某（徐某）的言行，只能自行负责，与钱某无关，钱某只是被刘某（徐某）骗来介绍喀秋莎学校的，且钱某根本不知道家属的到来，这一切，都是刘某（徐某）的安排，与钱某无关。
3、依据董某的陈述，刘某（徐某）说领导要看看孩子，而钱某在刘某（徐某）嘴里当时也只是一个北京电视台的退休人员，根本不是领导。
4、当董某对钱某所介绍的喀秋莎学校有异议时，刘某（徐某）说：“阿姨，放心，这个肯定没问题，这都是上面安排好的。”
5、刘某（徐某）先是说找了很多中将级别以上的领导，后又说钱都给钱某了，自相矛盾。刘某（徐某）后来拒接电话，与其自称的中间人角色不符，从未有家属与钱某联系退款的事情。
6、从董某的陈述里，钱某只是偶尔出现的刘某（徐某）的道具。
7、被害人董某在第一份陈述中，尤其是人民大学给钱一节的陈述中，没有提及钱某，称把钱给了刘某（徐某），足以说明，在被害人眼中，是把上军校的事宜托付给了（有着李继耐将军的秘书，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的儿子，38军坦克团副团长的身份）刘某（徐某），他们信任并依赖刘某（徐某），即便有其他人员出现，也不过是刘某（徐某）的帮手，刘某（徐某）的帮手接钱，视同刘某（徐某）接钱。钱某在当时出现的身份，只是一个导演，这个身份不能引起被害人的注意。再者，托付给刘某（徐某），就是与刘某（徐某）发生关系，刘某（徐某）再与什么人交涉，那是刘某（徐某）的事，常理而言，刘某（徐某）没有汇报的必要，也不会汇报。
8、为了查明案情，尤其是钱某在昌平饭馆的言行，辩护人申请被害人董某出庭作证，接受法庭的审查，并与钱某当庭对质。
以上足以说明，实施诈骗者是刘某（徐某），与钱某无关。钱某当时与董某一样，相信刘某（徐某）是李继耐将军的秘书，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的儿子，38军坦克团副团长。
（四）证人A证言
1、A2013年3月1日陈述
1）作为商务部品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，相信刘某（徐某）为李继耐将军的秘书，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的儿子，38军坦克团副团长。
2）A给刘某（徐某）打电话说考军校的事，刘某（徐某）在电话中就说没问题，刘某（徐某）在电话中就当即果断虚假承诺，诈骗之心昭然，与钱某何干？
3）在人民大学，把B的父亲给了刘某（徐某）10万元钱，刘某（徐某）说要给李将军。钱某在被害人的描述里并不存在。钱某如果经手10万元充其量是个打下手的角色，不能进入被害人视野，这与钱某本人供述一致。
4）所有的事宜都是刘某（徐某）承诺的，所有的说法都来自刘某（徐某），与钱某无关。
5）B退伍后，A询问情况，刘某（徐某）说，上面都安排好了，不用操心，欺骗家属。与钱某无关。
6）2012年12月24日左右，A听董某说，刘某（徐某）没给B安排到军校，只安排到一个叫喀秋莎的私立外语学校里。在被害人家属眼里，操作军校事宜的人是刘某（徐某），没有其他人。与钱某无关。A联系退款也是找刘某（徐某），刘某（徐某）退回10万后就不接电话了，没有提到钱某。
7）A在第一份证言中，尤其是人民大学给钱一节的陈述中，没有提及钱某，称把钱给了刘某（徐某），足以说明，在证人眼中，是把上军校的事宜托付给了（有着李继耐将军的秘书，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的儿子，38军坦克团副团长的身份）刘某（徐某），他们信任并依赖刘某（徐某），即便有其他人员出现，也不过是刘某（徐某）的帮手，刘某（徐某）的帮手接钱，视同刘某（徐某）接钱。钱某在当时出现的身份，只是一个导演，这个身份不能引起证人的注意。再者，托付给刘某（徐某），就是与刘某（徐某）发生关系，刘某（徐某）再与什么人交涉，那是刘某（徐某）的事，常理而言，刘某（徐某）没有汇报的必要，也不会汇报。
A的这份陈述是案发不久，基本不受侦查因素影响，可信度较高。
2、A于2013年6月17日陈述
1）与3月份证言对照，说法前后不一，用心情激动记忆错误解释不可信，3月份当时事发不久，记忆清新，更为可信。六月份再行取证，时隔久远，可能会有利害关系的考量，且说法与先前存在的在案证据刻意吻合，着意突出钱某，有证据间污染的嫌疑，警方取证时可能有先入为主，辩护人认为不可信。
2）关于钱某的身份情况（和将领熟，关系广等），全部来自刘某（徐某）的介绍和杜撰，与钱某无关。
3）钱某是否说过要给李将军送钱去这话，事关核心案情，要当面对质，辩护人申请A出庭作证，接受法庭审查及交叉询问，并与钱某当面对质。
4）A所说的见到刘某（徐某）、钱某的顺序与C、D所说的均不一致。A说，先见到刘某（徐某），钱某后到的。C说，同时见到的刘某（徐某）与钱某。A的说法不可信，这个情节也很重要，因为，如果刘某（徐某）与钱某同时在场，就没有A所陈述的钱某装大领导事宜的存在空间
5）A说钱某是个导演，但C说A介绍钱某时称其为部队里管人事调动的主任，人称何主任。这是来自刘某（徐某）的介绍还是A的自行杜撰？常理而言，应该是来自刘某（徐某）的杜撰？但A为何避而不谈，只说钱某是导演？由此可见，关于钱某的部分，A的证言并不客观真实，请法庭考虑。
（五）证人C证言
C2013年6月9日证言。
1、钱某是否说过要给李将军送钱去这话及在昌平饭馆的言行，事关核心案情，要当面对质，辩护人申请C出庭作证，接受法庭审查及交叉询问，并与钱某当面对质。
2、A所说的见到刘某（徐某）、钱某的顺序与C所说的不一致。A说，先见到刘某（徐某），钱某后到的。C说，同时见到的刘某（徐某）与钱某，如果是同时见到，那么A所描述的关于钱某言行就不应该存在，那么，A就在杜撰。
3、A说钱某是个导演，但C说A介绍钱某时称其为部队里管人事调动的主任，人称何主任。这是来自刘某（徐某）的介绍还是A的自行杜撰？常理而言，应该是来自刘某（徐某）的杜撰？但A为何避而不谈，只说钱某是导演？由此可见，关于钱某的部分，A的证言并不客观真实，请法庭考虑。
4、在昌平见到刘某（徐某）后，董某问刘某（徐某）孩子上军校有问题吗？刘某（徐某）回答：“肯定没问题”，刘某（徐某）遇事遇到疑问、质疑均能自行快速杜撰，与钱某无关。
5、关于钱某老首长的称呼，董某的证言中未提及，且董某还问刘某（徐某）钱某是干什么的，刘某（徐某）回答是北京电视台退休的，董某的证言与C证言不一致，C可能在自行杜撰，因为，此前在人民大学钱某出过场，身份是导演，当时C在场，见过钱某，钱某不可能再以老首长的身份出现，故此，C的证言不可信。
（六）证人D证言
D2013年6月9日证言。
1、钱某是否说过要给李将军送钱去这话，事关核心案情，要当面对质，辩护人申请D出庭作证，接受法庭审查及交叉询问，并与钱某当面对质。
2、A所说的见到刘某（徐某）、钱某的顺序与D所说的不一致。A说，先见到刘某（徐某），钱某后到的。D说，同时见到的刘某（徐某）与钱某，如果是同时见到，那么A所描述的关于钱某言行就不应该存在，那么，A就在杜撰。
3、A说钱某是个导演，但D说A介绍钱某时称其为部队里管人事调动的主任，人称何主任。刘某（徐某）是李继耐的秘书。这是来自刘某（徐某）的介绍还是A的自行杜撰？常理而言，应该是来自刘某（徐某）的杜撰？但A为何避而不谈，只说钱某是导演？由此可见，关于钱某的部分，A的证言并不客观真实，请法庭考虑，并让其出庭作证。
（七）证人E证言
E证言显示，钱某只是一个导演。向E展示钱款并说明意图，与常理不符，是刘某（徐某）刻意为之。E并未看到刘某（徐某）把钱实际交给钱某，当天刘某（徐某）带了包，完全存在把钱放包里没给钱某的可能，E证言不能证实钱某收到此10万元钱。对于与己无关的事宜，E记忆的细节较多，真实性存疑，应当让其出庭作证。钱某在昌平饭馆的言行，事关核心案情，要当面对质，辩护人申请E出庭作证，接受法庭审查及交叉询问，并与钱某当面对质。
（八）证人F证言
F证言：向F展示钱款，与常理不符，是刘某（徐某）刻意为之。F证实刘某（徐某）并非说明钱款用途，同为在场证人，E却说刘某（徐某）说了钱款用途，二人矛盾。F也并未看到刘某（徐某）把钱实际交给钱某，当天刘某（徐某）带了包，完全存在把钱放包里没给钱某的可能，F证言不能证实钱某收到此10万元钱。F并未辨认出钱某，证言指向不明。必要时应当让其出庭作证。
（九）G证言
G证言显示，其与刘某（徐某）2010年认识，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，在其眼中，刘某（徐某）（徐世昌）一直是军人，21团的干部，连其真实姓名都不知道，可见，其杜撰身份、掩饰身份的语言与技术高超。同时，这也能证实，钱某不知刘某（徐某）真实身份这一事实的真实性。
（十）W证言
W证言显示，其与刘某（徐某）2010年认识，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，在其眼中，刘某（徐某）（徐世昌）一直是军人，连其真实姓名都不知道，可见，其杜撰身份、掩饰身份的语言与技术高超。同时，这也能证实，钱某不知刘某（徐某）真实身份这一事实的真实性。
（十一）刘某出具的30万元收据一张
这份证据足以证实，30万元均由刘某收取，刘某是承办上军校事宜的人员，且收取此款时，其身份为李继耐将军的秘书，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的儿子，38军坦克团副团长。
综合以上证据分析,大致2013年5月份之前的证据，除钱某因眼花未看即签字的在H派出所第一份供述和刘某不可信的供述外，证据可以证明钱某是无罪的，本案的脉略是清晰的。其后，公安机关补强了数份言词证据，但这些证据疑点很大，可信度极低，且相关人员没有出庭作证及与钱某对质以查证真伪，另，从证据规则来说，A、董某、D、C等人证言虽然人数占优，但其关于钱某言行的信息来源唯一，并不能否定钱某当庭陈述的真实性。因此，仅凭现有存在极大疑问的未经出庭作证的言词证据，认定钱某犯有诈骗罪是草率的，是不负责任的。
生命和自由是人世间最可贵的拥有，钱某已近花甲之年，来日苦短，钱某长期以来从事影视产业以获得生活来源，且有据可查，其本人拥有国家颁发的独立制片人证书，客观真实，钱某从无诈骗之心，也无诈骗行为，一直以真实姓名、真实职业、唯一的手机号码示人，案发后，得知刘某真实情况，钱某深感震惊，但其本人并未参与诈骗，也并未获得任何利益。钱某花甲之年蒙冤入狱，实乃人生之大不幸。恳请法庭谨慎对待此案，本着对法律负责，对人权负责，对历史负责的精神，深入调查核实，还钱某一个清白！
最后，辩护人强烈坚持被告人钱某无罪的观点!
以上意见请法庭采纳！
谢谢尊敬的法官！
此致
北京市H区人民法院
北京刑事律师律师：郭立锋
13691496873
年 月 日